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沈红教授，刚刚领衔完成一项名为“学术职业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研究”的课题，发现我国有近70%大学教师的年龄在40岁以下（包括40岁）。而在其他18个已完成同题调查的国家，这一年龄段的大学教师平均只占36%。

近日，沈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认为，尽管青年教师已成我国大学教师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对他们的关注太少了。

中国青年报：根据您的研究，我国大学青年教师的基本生存状况怎么样？

沈红：与不少在职年轻人相比，大学青年教师的收入不高，但工作压力很大，而且压力来自多个方面。

第一是生活压力。一些教师博士毕业后就接近30岁了，如果他们那时还单身，就需要在恋爱和结婚方面花时间、精力和财力。如果已婚，压力就更大了，孩子年幼，家庭事务需要花更多时间，开支也会很大。另外，部分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博士还面临照顾父母的压力。

我有一个博士生很有潜力，用了两年半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我当时建议他继续完善，争取写出高水平的博士论文。但他说，父亲一直在农村的老家病着，等他毕业工作拿薪水。

我们都知道，学术研究需要心情舒畅的环境。但这些来自家庭、婚恋、买房子、挣票子、养孩子的压力，一起压到青年教师身上，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大学青年教师还面临行政杂务的压力。我们的调查发现，不少青年教师兼职担任诸如“院长助理”、“外事专办”、“学术秘书”等职务。这类职务，行政人员不合适，研究生助理也干不了，往往由青年教师担任。但是这类职务主要是事务性工作，对科研、教学时间挤占得很厉害。

除此之外，给大学青年教师造成压力最大的，是当前的学术职业评价。这个评价的结果往往与收入、声望、研究资源挂钩。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评级是14级制，晋升职务的主要条件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这对于一心想做好学术的教师非常不利。

以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为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比较宽松的项目评价条件下，他承担的项目可以多年不发相关文章，8年后发表的文章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而青年教师入职后的岗位考核一般是3年，若考核不能达标就“非升即走”了。

但问题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刚离开博士学习的学术新人，3年就一定能出好成果吗？为了保住“饭碗”，他们只能“滥竽充数”，哪能“精益求精”、“高了再高”呢？

中国青年报：大学青年教师承受的压力过大会带来什么后果？

沈红：一定程度的压力会转变成前进的动力，但压力太大，青年教师尚未成型的学术翅膀可能折断。压力过大，又舍不得时间进行锻炼，不少青年教师会遇到健康问题。

不少40多岁的教授身体透支严重，老年性疾病早移，“三高”频发，甚至“英年早逝”。要知道，40多岁正是学术的黄金期！他们的早逝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损失，实际上也是国家学术职业的损失，是国家力量的损失！

中国青年报：我们应该给大学青年教师创造什么样的发展环境？

沈红：应该创造能使他们安心学术、安心教学的环境。首先，要给新毕业的博士留出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的学习所长和工作所长相关联。高水平科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学术是主导，应用只是侧面。科学博士不适宜到公务员办公室“端茶送水”，不适宜到职业院校“拿锉刀，开车床”。既然我们仍然在年年制定科学博士生招生计划，就该给他们提供适宜的岗位。

其次，对已经进入大学教师队伍的青年人，我们应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让他们通过教学、科研就能获得体面收入，不用寻找赚“外快”的机会。

还有，资深教师应该给青年教师提供足够的职业指导。这一点说起来容易，施行起来还有些困难。一方面，青年教师与资深教师间存在利益关系，“老帮新”、“新长快”的结果是促使“老无用”来得更快。另一方面，资深教授喜欢自己指导的学生留校任教，然后再继续“带”，但对其他青年教师的关注和帮助不够。实际上，“海归”博士更需要本土大学教授的帮助和指导。

最重要的是，当前的学术职业评价体系已成阻碍大学青年教师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想要减轻他们的压力，改善他们的发展环境，关键是要改变当前的学术职业评价体系，特别是对新入职者的评价标准。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当前大学学术职业评价体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沈红：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外部评价体系。我们显得过于浮躁，太过注重学术研究的现实收益。不少学者喜欢做有商业前景的学术项目，把学术研究变成“提款机”。

我们的全球调查显示，从研究价值取向来看，51%的中国大学教师强调“以商业化或技术转让为目的”的研究，但在19个参与此次调查的国家中，具有上述价值取向的高校教师平均比例仅为20%。

强调学术研究转化成现实成果没有错，但不能过分。如果转化太快，就免不了科学造假现象。许多非常好的学术研究项目，短期看来没太强的商业前景，可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只以商业前景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要进行某项研究的话，许多关键研究就会被“屏蔽”掉，到头来受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在内部评价体系上，我们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发表论文的重要性上。在这种评价体系下，那些想一心做“慢学术”、“实学术”、“高学术”的人会吃亏。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大学教师在发表论文时，甚至不追求论文是否通过了学术同行评议。

中国青年报：近期，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提出不要把发表论文这一评价标准绝对化。这算不算一个进步？

沈红：这当然是进步。全面评价大学教师，除了衡量论文数量与质量，学术态度也很重要。学术态度不是指他的工作态度，而是指他对学术的追求和兴趣，以及他对培养学术接班人的认识等。

学术态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学教师在教学上要有责任心，备课要精心，讲课要以自己的学识、认真与热情“hold住”（这里指掌控住——编者注）课堂；第二，大学教师要有自己的研究发现、兴奋、失败和痛苦同学生分享，让学生在评判自己的教师中得到成长；第三，大学教师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诚信，这是学术职业者必须遵守的“底线”。失去诚信，就无法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这需要我们建立起学术职业的行风和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