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日前发布通告,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这是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由于关碍“国家奖”和“第一例”,此则新闻迅速上榜,成为对学术造假“出重拳”的明证。

严格地说,类似新闻已是不新。近年学术造假的案例比比皆是,甚至大学校长级的学术造假,也被揭发了近十起。而真正被施以重拳的,寥寥无几。造假、腐败这种行为在各行各业都有发生,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科研机构出现,说明我们相应的管理措施、制度建设是如何地滞后。一位参与举报的西安交大教授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第一是该技术在国内领先,第二是在应用产业化中给企业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个给企业连年带来亏损的所谓科技成果,只要稍稍一查就能查出究竟,此番“亏损业绩”就是举报者的律师无意间在工商部门发现的。于是不禁要问:如此简单清楚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前提条件,但为何能一路坦途,直至登上“奖坛”?在这条“坦途”中,究竟有多少相关者?

“坦途”就是“造假环境”。明明是偷梁换柱的“成果”,却在众目睽睽下通过专家鉴定,足见现行科研成果鉴定机制存在着显著弊端。举报李连生的陈永江教授说,他们只是想肃清学校内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的学术不端行为,目前也只是打开了“一个盒子”,不少学术造假行为依然在进行着,希望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能扼制学术不端行为。如果诚如陈教授所言,今天打开的只是“一个盒子”,那么何时才能打开“所有盒子”?打开“盒子”的手在哪里?方法有哪些?

我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做出重大贡献的邹承鲁先生,多年前以遗言的方式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他说:“对学术不端行为,一定要严查严办。希望各有关单位,各级领导真正予以重视,认真干几件实事,才能克制当前的腐败之风,还我国科学界一片净土。”但愿科技部今天所出的重拳,是邹承鲁先生心目中“认真干几件实事”的良好开端。并且希望,它既是宏观意义上的开端,也是微观意义上的开端——不止于撤销决定、收回证书、追回奖金,而是继续显示“重拳”的威力。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韩国首尔大学对黄禹锡的处理:该校将其开除出校,撤销其教授职务,禁止其在5年内重新担任教授等公职,并追究了其刑事责任(判2缓3)。目前我国对学术造假、抄袭、腐败行为的处罚太轻,有些部门甚至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致使抄袭者或造假者所付出的成本加上被发现以后受到惩罚所付出的成本,远低于抄袭或造假所获得的收益。只有加大惩罚的力度,当收益小于成本时,这种恶劣的风气才能有效得到遏制。

诚如中科院院士、微电子专家吴德馨所言:“如果没有好的学术风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落实中长期发展规划都是空谈。”好的学术风气不但关系到科技进步,还关系到社会道德的重塑。因此,从制度建设上对学术造假“出重拳”,才是釜底抽薪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