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研究开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但是市场价值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唯利是图。所以，我国目前的学术抄袭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在体制内旧的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的弊端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在利益驱使下有的学术研究者一切向钱看。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加起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近年来在学术领域的抄袭造假行为更加严重了。

 科学技术进步法这部科技界的“宪法”所提供的禁止功能如此的弱，导致潜在的投机行为比如抄袭或造假，带来的收益与风险成本严重不成比例

 一场沸沸扬扬的师徒恩怨再度升级: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和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状告弟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侵犯自己的科学技术成果权一案，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陆道培要求黄晓军及其单位公开道歉。据了解，由于该案涉及到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规范问题，社会关注度较高，故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本案进行监督。

 学术风波接连不断

 事实上，近年来的学术抄袭风波可谓接连不断，不少学界名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去年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 “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而在去年7月，有网友发表系列长文，题为《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在6篇文章里，该网友通过比对指出，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仅仅几天之后，该文已经被各大学术网站迅速转载。

 上述两起抄袭风波尽管名噪一时，但都“无疾而终”，另一方面，在学术界乃至高校，抄袭之风也大有从“潜规则”发展为“显规则”之势。

 “和其他两位学者的书有不少雷同之处，好几个地方整整半页都是完全一样的，既没有引号也没有注释。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抄的。”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一位硕士研究生这样向记者描述他的一位同学替导师编写的一本书，而这样的书，他的同学一年能写七八本。

 “事实上，我们国家在学术方面的创新是非常不足的，重复研究和造假的现象有增多趋势。比如说，我们大学的教科书、研究生的教科书特点都不够明显，尤其是基础性教材，这是高等教育里面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在技术成果这一块，重复研究也比较多。所以说，剽窃、抄袭、造假等现象在学术界都是时有发生的。”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所研究员杜兆勇说。

 学术抄袭两大原因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关于剽窃、抄袭、造假等现象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由于当前的“课题”、“项目”有大量的经费和资源，因此成为各路人马的争夺对象，而在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下，论文数量成为获得“项目”的主要参考指标，这也成为抄袭行为的“发酵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记者列举了通过学术获得利益的三种情况:

 一是“基金、著作、基金”的闭循环。研究者申请基金，利用基金买书号，出版“著作”，再以“著作”去申请新基金。这种著作一般只有两人看——编辑和作者。

 二是“课题、论文、课题”的闭循环。学者申请课题，然后炮制各种论文、报告，紧接着公关在各类期刊发表，用论文去结题，再以论文去申请新课题。

 三是“成果、获奖、成果”的闭循环。在以上两个闭循环中，还嵌入另一个环节，研究者(或机构)酝酿把论文、著作等汇聚成成果，申报各种政府奖项，以奖励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再以奖励去获得新的成果，获得新的奖励。

 “这样的学术活动路线图，足以令人‘名利双收’。然而，在世界第一论文发表数、每年几百项科技大奖的繁荣表象下，学术的真实生态却趋向荒凉。教师疲于应付考评、追逐名利，学术生命日益萎靡甚至被迫造假，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也是受害者。”熊丙奇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研究开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但是市场价值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唯利是图。所以，我国目前的学术抄袭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在体制内旧的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的弊端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在利益驱使下有的学术研究者一切向钱看。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加起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近年来在学术领域的抄袭造假行为更加严重了。”杜兆勇说。

 该如何防止学术抄袭

 在越来越多的学人被爆出学术抄袭丑闻的同时，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现象本身却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大有顶风作案愈演愈烈之势，业内人士对此也进一步探讨了解决之道。

 “学术抄袭的问题还是要用学术规则来解决。比如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等机构应该制定一些相关的规则来严格要求。如果一些新的规则不能建立起来，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很难约束学术界的抄袭造假行为。”杜兆勇说。

 熊丙奇则认为，要真正做到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必须回归学术常识。

 在熊丙奇看来，与学术常识有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包括:

 学术论文的共同署名者必须共同承担责任，即所谓“共同署名责任原则”。而目前在一些论文造假事件中，校方和院士均称对论文署名“不知情”，实质上背离了这一基本学术常识。

 学术论文的评价不能看数量而要看论文本身的学术贡献，这是所谓的“质量评价原则”。

 “重视发表论文的数量、期刊档次，却不关注论文的质量、学术贡献，这是我国高校、科研机构普遍采取的数量指标评价体系。”熊丙奇说。

 学术不端学术抄袭事件的处理调查必须公正、公开，这就是所谓的“独立调查原则”。

 “只有坚持‘独立调查原则’，才有可能摆脱各种利益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左右，也才能真正严肃处理学术不端事件。”熊丙奇说。

 此外，杜兆勇还认为，对于学术抄袭，在法律层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方面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备。